募资难的阵痛已经传导到投资端，投资机构二八效应明显，战略资本开始收缩，一二级市场估值倒挂，钱荒笼罩着整个创投圈。
过去半年，募资难、融资难的阴霾笼罩在创投圈，没有钱的恐慌从中小投资机构延续到了创业公司身上，公司们冒着破发的风险扎推上市，8家公司同一天IPO敲锣的港交所奇景，或许是这场恐慌情绪的最佳诠释。
“投行们跟公司们吹风说能今年(注：2018年)上就不要明年上，能赶到7月份就不要放在9月份。”泰合资本创始合伙人郭如意在明势资本最近的一场CEO峰会上分享了一个故事，泰合资本自己服务的一家公司在香港中环路演，上扶梯的时候看到对面扶梯下来一个创业者也在路演，等电梯的时候又看到一个创业者也在路演，“大家都是被推着往前走”。
易凯资本CEO王冉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评价“锣不够敲”的现象，“现在IPO已经不是为了割韭菜，而是为了拿韭菜盒子当活命干粮;这一波收割不是为了看韭菜笑话，而是为了收割者在资本冰封的时候不被饿死。”
“锣不够敲”的源头要追溯到2017年11月，央行联合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等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业内视其为“史上最严的资管新规”。2018年4月，这项最严的资管新规正式出台，最核心的影响是银行系统作为一级市场的主要资金来源，其流入私募股权市场的钱被切断，这意味着过去依赖银行理财资金错配和结构化配资的母基金以及GP的募资金额将大幅减少。
新规的影响立竿见影。清科研究中心提供给记者的数据显示，2018年前三季度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募资总额约5800亿元，同比下降57.1%。郭如意说，“好多GP公司拿不到钱了，有些GP第一期的基金就是最后一期。”
清科集团董事长倪正东向记者表示，“这是十年来募资额降幅最多的一次，而前三季度的投资总额8500亿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只下降了6%，今年主要是投的去年的钱、前年的钱，今年募资下降这么大，明后年的钱就紧张了。”
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危机信号，募资难的阵痛已经传导到投资端，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投资人变得非常谨慎，做出决策需要的时间变得漫长，其次投资机构会更看重企业自身产生现金流的能力，而并不是仅仅局限在过去看重的市场占有率和市场规模。
一位基金合伙人告诉记者，最近这段时间，很多基金即使给出了TS，最后也都毁约，“最夸张的一次是，一个项目原来早就找到了两个大的基石投资人，接着就去找小份额跟投的投资人，等跟投方找好了，结果基石投资人说他没法做了，临时跳票了”。
“市场在变得更好之前一定会变得更坏，这一点毫无疑问。”易凯资本CEO王冉说，“而往往很多伟大公司都是在经济增长不那么好的时候产生的。”
人们应该如何理解震荡?
冬天对一些人来说并不是坏事。
2000年3月，美国纳斯达克指数达到其历史顶峰5048点，随后一路跌到2002年的1172点，股灾之下，到处都是跌幅超过70%甚至90%的股票。新浪、网易和搜狐在2000年同一年登陆纳斯达克，三大门户完整经历了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的全过程，股价跌至破发。
彼时寒冬之下，资本对美国的互联网项目尚且避之不及，更加不会关注处于互联网萌芽阶段的中国企业，IDGVC(2009年更名为IDG资本)的熊晓鸽却是例外，他在那段互联网泡沫期投出了百度、腾讯——BAT中的两家——成为中国创投市场的大赢家。
在投资界《中国创投简史》一书中，熊晓鸽总结当时的投资经验：“市场不是人们所能控制的，真正要学到的是投资要看这些基本面，看这个行业是否在成长，在泡沫破裂的时候尤其应该投，问题是你有没有投;第二，在泡沫破裂的时候有没有胆量投，我后来讲我们做风投是‘幸灾乐祸’的事情，泡沫破裂的时候应该是好时机，价格反而更合理。”
历史常常是相似的。
2018年以来，赴港上市的这一拨新经济公司，纷纷遭遇了跌破发行价的尴尬境地，即使是明星公司小米、美团也不能幸免。过去狂热的一级市场资本，让这些独角兽们都获得了远高于市场的估值，二级市场最终会对其调整。
一二级市场估值倒挂，虚高估值假象的破灭，逼迫VC/PE们开始重新审视，究竟应该如何判断一家公司的价值。
王冉向记者介绍，一级市场的估值逻辑正在发生一些深刻变化。投资人开始广泛接受两个基本假设：1.很多知名公司上次融资获得的估值本身可能就是错的;2.今天所有新模式下的新公司三四年后都会变成传统公司，因此它们的估值逻辑在那个时候必须回归传统产业的估值逻辑(对很多行业来说这意味着15倍-30倍的市盈率)。
以此为基础，“投资人会用你今天的估值要求乘以一个回报倍数作为那时的目标估值，这个回报倍数即投资人基于你的发展阶段和模式成熟度所希望看到的三四年后的回报倍数，再用传统行业市盈率倒算出你那时需做到的盈利，以此来审视你今天的估值要求是否靠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