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猪好多网
从2019年的暴利猪周期到2022年后的微利猪周期，业内人士都爱谈规模养殖集中化。除开众所周知的大型上市猪企市场占有率提高之外，另外一部分在农村的“腰部群体”也在壮大。
有记者前往云南曲靖、广西南宁等多地调研发现，规模化养殖户更倾向于育肥代养模式，有从“农户+公司”到“公司+公司”的趋势呈现。在“公司+公司”的模式中，农户养殖户通常作为投资者，聘请过去在农村有经验的养猪人养猪。
育肥的稳定价格成为吸引点
养猪之前，来自曲靖市陆良县的何伟是养殖白羽肉鸡的。然而白羽肉鸡的出栏周期短，周期波动大。后来，何伟压根就不养鸡了，2018年后转行养猪。
34岁的龚化江在大学学的是兽医，毕业之后没有干本行，转头去卖饲料。卖了一段时间饲料又转行，从2018年后开始养猪，搞起了自繁自养——从母猪端到育肥为一体的养殖模式。
对于养猪人来讲，2018年是一个节点。在此之前，养猪人都看标准的猪周期——以四年为一个单位，猪价高点多养猪，猪价低点少养猪。然而也就是这一年，因为非洲猪瘟的出现，猪周期的内在平衡被打破，前所未有的超级猪周期来临。
养猪的暴利年份在2019年到来，巅峰时期养一头猪能挣3000元。
然而何伟和龚化江不敢挣这个“暴利”，转而为云南的大型猪企神农集团代养育肥，挣一个稳定价格。
同样做出这一选择的还有他们隔壁县的李红斌。李红斌有一个亲戚，他是嗅觉灵敏的生意人，在四川经营了一家大型的摄影公司。在2019年，李红斌的亲戚就鼓动他养猪：“猪价一定会涨，要挣大钱。”然而时至今日，李红斌都没有选择从猪价波动中挣大钱。他做出同何伟、龚化江一样的选择——和公司合作，为其育肥。
这种模式就是熟悉的“农户加公司”，公司与农户签订合作放养育肥合同，根据当时的市场情况形成一个基础单价，该基础单价会在回收结算时根据市场最新变化适当浮动。当育肥猪达到可出栏的体重时，对其进行称重，由基础单价乘以均重形成基础价格，再根据具体猪只的重量是否超出或不达理想体重区间、上市率（即成活率）、正品率、喂养天数、总增重、全程料肉比、日均增重、超标耗用饲料等生产指标，对结算价格进行调整，得到最终的代养费。
上述养殖户与神农集团的育肥结算价在每公斤16.8元左右，每头猪的结算收入大概在200元到300元上下浮动。
与上述养殖户不同的是，只有高中学历的武竹平已经是老养猪人，然而她的选择仍然是代养。武竹平告诉记者，自养转变为代养主要还是为减轻投资压力和市场风险。自繁自养的模式是重资产投入，产业链的风险由养殖户承担。
曾经的散养户“回流”到“腰部群体”
非洲猪瘟的威胁之下，养殖户结构发生变化，也就是俗称的“去散户化”。据一财，全国畜牧总站一位首席专家曾在今年8月下旬的一次生猪产业论坛上表示，自非洲猪瘟暴发后的5年内，规模以下的生猪散养户，已经减少1300多万户，同比减少41%。
公开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生猪出栏量居前十的上市公司合计出栏约1.5亿头，占全国生猪总出栏量的份额约为20.53%，较2022年有所提升。截至2022年末，一家头部养猪企业在养肥猪投放存栏的合作放养农户为2211户，较2021年末增长19%。养殖户平均规模较2021年末提高了40%。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去散户化的规模化进程中，一方面是头部企业的市场份额在提升，另一方面武竹平这类“腰部”的规模化养殖户市场集中度在增长。
在神农集团的媒体采访会上，神农集团养殖事业部云南战区二总经理闪保剑表示，与神农集团合作的养殖户数量已经从2023年的373户提升至2024年9月的530户。公司副总裁、养殖事业部总经理顿灿表示，“越来越多人加入集团化养猪，‘单打独斗’的散养户在减少”。
根据闪保剑和神农集团养殖事业部广西战区总经理胡广胜的介绍，神农集团最小养殖户规模在500头左右，目前，广西地区最大单体规模达到3万多头。
何伟、龚化江以及武竹平三位养殖户的养殖规模均在4000头以上，何伟的养殖规模更是高达2万头。
实际上，养殖散户的界定并没有明确标准，通常以500头养殖规模为分界线。
那么，消失的散养户去哪里了？
记者了解到，这一批散养户并非离开了市场，而是以场长等身份回到了市场——完成分工结构的“迂回生产”。最典型的就是李红斌，他告诉记者：“养猪只是我投资的一部分，我找了会养猪的帮我管。”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李红斌并不熟悉自己养猪场具体的料肉比等关键数据，他最开始说了一个“2.7”的数，说出后马上被纠正为“2.4左右”。他不会每天来猪场探查，对其了解更多的是生物安全方面，生产管理交给了神农集团师宗服务部经理赏文鹏，并请了一个从其他猪场离职的场长朋友来打理。
胡广胜提到一个新的养殖户分工变化——在个别区域出现“农户+公司”模式转为“公司+公司”模式，“代养越来越专业，老板作为投资人，请专业团队开展代养业务”。
就在11月5日，牧原股份首席财务官高曈曾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谈到养殖行业多元化分工形式的转变，他把这一过程形容为“有意思的转变”。
“过去我们会认为在行业里面有一批人做自繁自养，有一批人专门养母猪，有一批人专门养肥猪，会有这样的分工。但现在这种分工被更多元化的打破了，现在已经完全无法去量化或者定义从业者究竟是属于哪一个段。”他说，有养殖户会买怀孕猪，孕猪产子之后可能会把仔猪销售掉，也可能自己养。有些养殖户会租猪场，或者用自己猪场去买仔猪，买15公斤的保育猪，买更大的30公斤到50公斤的肥猪，也有可能买110公斤的肥猪。现在，从业者从业形式非常多样化，是行业在过去波动下出现的一种趋势。
猪场选址是重中之重
实际上，无论是“农户+公司”还是“公司+公司”，其本身是规模化育肥的投入风险比控制在最小。
记者在南宁、红河州的实地探访发现，养殖户更倾向于租赁或改造闲置过的猪舍。即便如此，猪舍改造过程仍然是不菲的投资，上述养殖户投资少则数百万元，多则上千万元。
这也就意味着在收入和投入比上，规模化养猪对养殖户而言仍然是重资本投入。具有一定资本的养殖户做固定资产投入，然后再聘请农村的养猪人当场长。个人出于降低风险以及稳定猪苗供应的考虑，大型公司就构成了市场分工的另一环。
为了将生物安全控制做到极致，养殖户仍然需要持续投入固定资产。
“我今年投了50万（元），专门去改造自动化料槽。”武竹平指着今年搭建的自动化取料设备。这是一根连接着外面料塔的不锈钢管，通过自动投料减少与人接触。
闪保剑表示：“越来越多人选择租赁，大家都在追求投资回报率，自建是一种重资产模式。”
因为有公司“兜底”结算费用，加上生物安全防控体系的标准化，养殖户也愿意在微利的猪周期扩产。然而关键问题在于两点，其一是猪场选址，场地选址好坏对生物安全防控有“致命”影响。
李红斌的猪场就选址在农地里的上风区域，龚化江则把猪场选在养猪区域里“制高点”。49岁的韦振文，一直在崇左市扶绥县养猪，他的猪场选址地点更是“当道下寨”——猪场三面环山，只有一条小路可通行。
其二是猪苗的良种率，这将影响后续料肉比、PSY（每头母猪每年所能提供的断奶仔猪头数）、死淘成本等关键指标。51岁的韦培东在崇左市江州区驮卢镇养猪，他换了公司合作育肥。更换公司合作的主要原因是猪苗稳定率。
胡广胜表示，代养市场的竞争也较为激烈，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市场。在顿灿看来，这一种“双向选择”是生猪养殖的剧烈变化，“都在追求增效降本，包括种猪基因、生产水平、智能化、数字化等，只有提升全产业链的经营能力，才能在这个新的时期实现更好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