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日，北京一小区门口，人们隔着栅栏交接快递件。
新生代农民工向往大城市和新兴行业，但普遍的初高中文化水平尚不足以支撑他们走上互联网行业中的核心岗位，而互联网产业生态中新兴的大量基础性、边缘性岗位，成了他们中多数人的职业选择。快递与外卖行业正是这样的典型。互联网生态的扩张，把中国的快递业和外卖业送上了发展的高速路。
2000年前后，中国民营快递业一起步就有了迅猛增长。到2005年之后，电子商务进入高速发展期，网购需求迎来爆发式增长，再次带动了民营快递业的狂飙猛进。这一年，网购零售带来的快递业务量占到了快递总业务量的一半以上，自此，快递逐渐成为电商服务的重要环节。
到2010年前后，中国快递业已初步形成EMS、顺丰、京东、“四通一达”等巨头并立的格局。在电商助力下，2014年，中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00亿件，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此后仍保持每年100亿件增长的超高发展速度，至今已连续六年牢牢占据世界第一的位置。
这一时期，餐饮外卖行业开始萌发，并以惊人速度搭建起庞大的产业生态。2011年，成立三年的校园软件“饿了么”获得了第一笔百万美元的投资;2013年和2014年，美团外卖与百度外卖相继成立。自此，中国外卖业以每年新增用户过亿的速度迅速膨胀，并在2017年确立美团与饿了么的双寡头格局。2019年，中国餐饮外卖产业规模达到6536亿元，消费者规模约4.6亿人，外卖员总数已突破700万人。
“现在的就业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学者章铮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1980年代末，中国非技术劳动力市场严重供过于求，而2004年之后，中国青年农民工数量不断减少，且越年轻的农民工减少得越多。农民工总体上供求平衡，但青年农民工已供不应求。”
无论制造业还是生活服务业，40岁以下的青年农民工都是最受欢迎的劳动力。而如今，工厂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已经远远落后于快递、外卖等新兴服务业。在各大招聘网站上，大多数工厂招工的年龄限制仍卡在20～40岁之间，薪资范围一般都在4000～7000元，包吃包住，轮休制居多。可招聘启事挂了一段时间，工厂老板们发现，这个年龄段的人不好招，这些人更愿意加入到快递、外卖等新兴行业的大军中，用更自由的时间换取7000元以上的月薪。
美团外卖和饿了么数据显示，2019年，在美团外卖的400万名骑手中，20～40岁年龄段骑手占比高达83.7%。在饿了么的300万名骑手中，平均年龄31岁，90后占比约为47%。
在1998年出生的苗森看来，工厂工人和外卖员的工作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此前，苗森在一个郊区的机械工厂做装卸工，厂房和宿舍在一起。他每天的工作内容，就是跟着来回运送的货车装卸，有时也在车间里帮忙做包装、搬运之类的活儿，老板说是“上六休一”，但忙起来也会连续加班。
“每天都待在厂子里，搬东西很累，还要被呼来喝去的。”苗森直言，“我们这个年纪的，谁会喜欢这样的工作呢?钱又不多。”相比之下，骑手工作看起来具有“时间自由”“多劳多得”的优点，这对曾经工作定薪不定时的苗森来说，有很大吸引力。
收入，是影响就业意愿的最大因素。《2018年送餐员就业报告》显示，2018年，全国外卖骑手平均月薪为7750元左右，在需求最旺盛的杭州，骑手平均薪资达9121元。
而在传统制造业工厂则是另一番景象。企业主不会拿出动辄七八千元的工资成本去招聘大量普通工人。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70494元，绝对薪资不及快递外卖员群体。
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又给制造业蒙上了一层阴影。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1～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了27.4%。在疫情的冲击下，许多工厂的营收效益大幅下滑，再提高人力成本并不现实。
“农民工大量流向服务业，应该怪制造业工资太低。”章铮直言，“农民工是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方。制造业企业为了降成本，当然希望工资越低越好。但农民工同时又是消费品和商品房市场上的需求方。如果希望通过农民工城镇化、市民化来扩大有关市场的需求，首先就得解决农民工收入太低、没有经济能力进城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