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中国西北固原农村的高治晓，戴着头盔口罩，一身黄衣跨在电动车上，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今年3月疫情特刊的封面。高治晓吸引这本国际大刊目光的原因，是“当世界停止时”，他与300万名外卖同行一起，仍驰骋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支撑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与此同时，美国的配送员们为躲避新冠病毒，却在要求带薪休假。
今年32岁的高治晓在做骑手之前，已“京漂”多年，先后从事过餐饮、商场导购、保安、快递等多个职业。在最近的一次创业开餐馆失败后，又做起了外卖员。促使高治晓们不懈奔波的，是中国外卖业的全球最高订单量。
2019年，中国快递业务总量累计达到635.2亿件，业务收入达到7497.8亿元，从业人数已突破1000万人。在同为“最后一公里”的配送末端生态里，餐饮外卖行业发展更为迅速，2019年产业规模已达6536亿元，外卖员总数已突破700万人。
疫情进一步加速了劳动力的产业间流动。从今年1月下旬至今，美团与饿了么累计新增的超200万外卖骑手中，有近三成来自制造业工人，有超八成是40岁以下青年。二三十年前，“去沿海地区工厂打工”还是内地无数待业青年的第一选择，如今，到大城市送快递、送外卖，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优先职业选项。
中国急速壮大的快递外卖业，如同一块迅速膨胀的海绵，正吸纳着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曾经忙碌在工厂层层流水线上的“打工仔”们，创造了中国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如今奔驰在城市毛细血管般配送线上的各路骑手们，也被看作中国新兴的电子商务经济引领全球潮流的标志之一。但从本质而言，这一劳动力群体的转移，实质上是从过去的低端加工制造业转入到服务业中同样相对低端的快递外卖行业。
时代的风口
今年4月，22岁的苗森终于鼓起勇气，辞去了父母托关系才为他找到的工厂装卸工人的工作，他跟着老乡离开河北农村老家来到北京，期望以外卖员的身份开启“月入过万”的新生活。
苗森高中肄业后进了工厂，多年不变的3000元月薪令他在同龄人里无可夸耀。在苗森身边，已经有越来越多与他年龄、经历相仿的年轻人，放弃了父辈农民、工人的职业道路，去做快递员、外卖员。那些先入行的兄弟们告诉苗森，一个月送外卖挣个万儿八千很正常。
进入工厂曾是一代人的梦想。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号角响遍中国大地，曾经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下子有了新的人生盼头：进城打工。
这是中国的第一批农民工，也是中国“制造工厂”时代的主力军。他们浩浩荡荡奔涌入城，进入各种铸造厂、纺织厂、装配流水线、建筑工地，人人以进厂当工人为荣，努力扮演着巨大工业机器中的无数“螺丝钉”，撑起了广东、福建、江浙等省份制造业的半壁江山。
以制造业强市广州为例。据不完全统计，1976年流入广州的民工尚不足两万人。自1980年起，进城务工农民开始迅猛增长，1987年已猛增至45万人。那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到1988年，中国农民工总量已达1.2亿左右。广东、福建、江浙等东部沿海地区成为农民工流动最为活跃的地区。
“在上一代人眼里，进厂子打工就是一个好工作。”在苗森看来，他们这代人与父辈的职业选择已经完全不同了。转行之前，苗森曾在河北承德一家机械工厂做装卸工人，这是一份亲戚托人帮忙才得到的工作。
苗森的父亲曾外出打工，母亲在家务农，父母都是小学文化。在今年疫情影响到工厂开工之前，家里人一直坚持不允许他换工作，父母相信工厂工作的稳定性，对快递、外卖等“不懂的”行业有天然的排斥感。今年4月，苗森辞去工作去北京做外卖员，是他和家里多次沟通失败后，先斩后奏的结果。
时移事易。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不再愿意遵循父辈的工人职业路径。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2008年至2018年，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平均年增长率为-2.84%。虽然农民工的总量仍在逐年增长，但无论是农民工占整个制造业就业总人数的比例，还是占农民工总量的比例，均呈现下降趋势。
2006年~2014年，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平均年龄从26岁一路升高至34岁。相比父辈，新一代农民工基本具备初高中以上文化，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父辈普遍的小学初中文化。更高的文化程度拔高了职业选择标准，相比枯燥重复的流水线工人，近十年间迅速发展的生活服务业中的新兴岗位，正在成为他们更青睐的新去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