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交网络时代生存，真的需要警惕一切形式的“舆论一边倒”。
因为人们虽然有舆论监督权，但毕竟“术业有专攻”，舆论监督这种来自外部视角的公共事件参与方式具有先天的局限性，只能代表来自于某一观察群体的主观感受，无法取代当事主体来全面的分析问题。
而这个时代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舆论监督权的参与门槛正被信息渠道的丰富压得太低太低。这直接导致舆论监督的体量远远大于其自身所能产生的实际价值，当事主体在压力下不得不拿出与之不匹配的关注度。
于是但凡社交网络出现“舆论一边倒”，基本就意味着两种结果：
1。舆论会变成公关工具，实现舆论监督之外的诉求(舆论监督是用户需求被更好满足，而并非商业竞争);
2。舆论氛围的扭曲也终究会留下印记，加速形成不正常的市场环境;
这也大概是我看到最近关于腾讯(准确的说是微信)讨论的最大感受。当在行业舆论开始集中指责“微信越来越自闭”、“微信霸权主义”，已经有太多的事情在这场舆论战争中被引导去了奇怪的方向。
微信到底是不是互联网的“基础设施”？
争论的起点其实可以追溯到1月15日。当时字节挑动、快如科技、云歌人工智能三家公司同时发布了新开发的社交产品，但也几乎同时，人们发现通过微信分享的关于这三款产品的链接，在微信内已经全部失效。
于是不少人饶有兴致地贴出了罗永浩发布会上的那句“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历史会记住今天”，旗帜鲜明地把微信推向了垄断的高台，也将“微信基础设施论”推向了舆论的舞台中央。
但平心而论，这基本就是一场经典的“双标式”争论。
因为“微信是互联网的基础设施”虽然看上去有很多理论依据，比如人们认为，这些由用户真实需求形成，并已经形成相当规模影响力的产品/互联网服务，企业理应将其开放为公共资源——但归根结底这些不同的表述都指向了同一个观点，即“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没人知道微信喜不喜欢这个观点，但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通过蜘蛛侠和他叔叔本-帕克数十年如一日的讨论，基本可以确定这个观点是属于道德层面的问题。
而事件爆发的逻辑，基本可以概括为多闪、聊天宝和马桶希望通过微信内部的社交生态，完成新产品推广过程中的原始积累，整个事件基本停留在“市场竞争”层面。
换一个角度来看，总是揪着微信不放的字节跳动，早就打造了一个封闭的内容帝国：
抖音从不曾向快手和微视开放过内容，头条也从不接受腾讯新闻、微博和网易新闻来其地盘上共享流量。字节跳动内部硕大的产品线体系，早就形成了一个内部闭环机制，所有的内容、资源、流量只会在内部流转，绝不允许有“外来的和尚“侵占地盘。
所以显而易见的是，人们在此次争论中陷入了这样一个误区：试图用道德层面的规则去解决市场竞争体系下的问题，必然只能成为一个无解的问题。
至于微信到底是不是互联网的“基础设施”，最终的答案也只能交给微信自己去进行主观选择。毕竟道德自律才是美德，道德他律是耍流氓。
微信到底是不是在针对性处罚？
其实关于平台处罚这件事，有一个很简单的判断标准，那就是使用产品前用户必须要首先同意的“用户注册/产品使用协议”。
这些协议虽然会因为不同的产品属性产生一些细节性的差异，但关于平台规则这件事基本都遵循这样一个核心标准：通过恶意使用产品漏洞、发布违法信息、损害用户利益等使自己获益的不正当行为，都应该被纳入“处罚”的范畴。
所以当我们在讨论微信是否对竞争对手进行针对性处罚、甚至恶意处罚时，其实只需要回答两个具体的问题，整个争论就可以迎刃而解：
1。这些被处罚的友商们是否在微信内发生过“触及平台标准”的行为;
2。微信是否将这样的“处罚标准”从一至终的贯彻执行。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基本毫无悬念。尤其是当友商们提出“邀请新人可以立赚2000 元现金”这样的导流策略时，联想到每逢年底必然会到处出现的“求XX福”、“扫一扫瓜分XX亿”等神秘代码，对于微信内部的用户体验来说有摧毁性的破坏能力。
至于第二个问题，参考答案那就太多了。
比如2016年，刚刚成立不久的拼多多曾经试图利用微信社交关系链积累流量，触及微信平台规则底线而被处罚。拼多多 CEO 黄峥更在接受《财经》专访的时候，表示(微信) 1000 次封杀虽然是夸张的说法，拼多多作为腾讯生态中交易量最大的组织，微信对他们的管控是更加严厉的。
还有2018年春节，微信也曾对违规春节线上活动进行了打击，打击的对象包括腾讯体育-会员红包、今日头条-集生肖、拼多多-抢现金红包、京东-发“押岁钱”、饿了么抢年终奖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