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心，是张大彪和老伍这种民间收债人的工作秘方。经验证明，李丰田式的死亡威胁并不容易让欠债人崩溃，反而有时会激起对方的求生意识和讨债人拼命，例如轰动一时的苏银霞案，混混们把苏银霞于欢母子困在工厂内，限制人身自由，侮辱殴打，最终于欢奋起，刺伤四人，一人死亡，于欢一审被判无期。这种多输结果，是任何一方都不想看到的，无论结果谁输谁赢，事情都会从一件事变成好几件事，灰色产业最担心的事件之一就是节外生枝。
所以，把李丰田式的角色放到现实世界中，他不是“因工殉职”就得亡命天涯，只有张大彪和老伍这样擅长在法律底线之上制造麻烦的职业化人才，才能做到细水长流。
与张大彪老伍们的江湖相对，另外一些人是持证上岗，比如大周。
大周本科毕业，学的是人力资源管理。在工作之前，他并不知道自己面试的企业管理咨询公司主业是替银行催收逾期欠款，同样，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分配到风险控制部门。直到第一次上门催收，他与一身黑衣的同事们挤在一辆车里，恍惚间觉得自己有了古惑仔的气质，才明白领导看重的不是学历，而是自己180×180的体格。
当然，因为大周所在的公司有相应资质，暴力催收被明令禁止，所以大周的体格从来就没有真正派上过用场，只能唬一唬君子，唬不了真流氓。
相比于出外勤，这些有资质的催收公司，更擅长靠打电话来完成工作。无论对方的借口有多离谱，电话催收员都有一套完善的话术应对方案，既能让当事人感到压力，又不会触犯“禁止威胁恐吓”的规定。如果还不还款，他们会联系借款人的亲友，这未必会撕破当事人的社会关系，但相当于拿手枪顶着面子与尊严的太阳穴，再不合作，就要撕票了。
而他们能做的极限也基本就到这里。如果一个人连面子都不在乎，通常就意味着，这笔钱大概率要不回来了。
做电话催收的催收员大多待遇不菲，很大原因，来自于一年要打上万通电话的工作量，以及在被对方辱骂时也不能回骂的负能量累积。无论遭遇任何情况，他们都被要求职业化的理智，与对方强调利害关系，最终达成目标，这种“他强由他强，明月照大江”的心理素质非常人所有，因此，这个行业也很少见到资历深厚的老员工，大多都是透支一段，快速抽离。
社会压力是催收员难以坚持的另一个原因。如果说金钱具有能够让人产生畸变的力量，收债人应该是最一线的见证者。他们接触的对象形形色色，有开公司的老板，也有经济拮据的农妇，有冲动消费的大学生，也有借钱吸毒赌博的迷途者，所有人光鲜的时候都见不到他们，但一旦落魄，他们就会准时出现，充当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种形象，使他们往往被冠以脏心烂肺唯利是图的帽子，彷如《威尼斯商人》中奸商夏洛克的化身，似乎从不会感到悲悯，因此，对他们的攻讦也就显得不留情面。
很少有人理解，他们只不过是链条化社会中的一个环节。
江湖力量与“奉旨收债”，一暗一明，组成了看透催收行业的两条线索，而现阶段的行情是，烂账太多，收债人不够用，资本在涌入，人才也在涌入，这项灰产一如既往地蓬勃。
民间收债人的数目无从统计了，但，和大周一样有资质的催收人员，全国差不多只有三十万人，类似的公司只有四千多家。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合法收债公司就越多，北京现在差不多有两百多家收债公司，上海广州紧随其后，而在新疆和西藏，合法收债公司的数量还停留在个位数。
可是，就这三十多万人，肩负着相当于GDP总量3%的巨款。
银监会此前发布过一个数据，截至2016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余额是2.2万亿，而这一年中国的年度GDP总量是11万亿美元。这笔巨款的追讨，银行几乎都需要外包给第三方收债公司来完成。差点登陆新三板的收债公司——诺银华估计，仅信用卡相关的外包收债业务，市场容量就高达65亿元，于是，美资的CBC进来了，港资的高柏进来了，台资的基准也进来了，大家操着不同的口音，内心却有同一个呼号：收债。
从这个角度看，社会对催收行业的普遍误解，或许反而是一部分资本力量愿意看到的，因为只有用偏见铸就的壁垒和护城河才最难攻破，当人们对这个行业避尤不及时，闷声发大财的温床才真正安稳。
而这与普遍希望获得公平对待的一线从业者的想法，恰好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