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正丽等中国科学家发现：进化的“军备竞赛”(arms race)塑造了病毒及其受体的多样性。鉴定涉及种间传播的关键残基对于预测潜在的病原体、了解病毒如何从野生动物向人类跃迁，都是非常重要的。
以前，研究者已经在中华菊头蝠中鉴定出具有不同遗传特征的SARS相关冠状病毒(SARSr-CoV)。而这份最新研究还展现了中华菊头蝠种群中蝙蝠受体ACE2(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的高度多样性。这些ACE2变体支持SARS病毒和SARS相关冠状病毒的感染，但对不同刺突蛋白具有不同的结合亲和力。SARS相关冠状病毒刺突蛋白对人ACE2拥有更高结合亲和力，显示这些病毒具有向人类跃迁传染的能力。ACE2和SARS相关冠状病毒刺突蛋白之间的界面处残基的正向选择，表明它们之间存在长期和持续的协同进化动力学。因此，持续监视蝙蝠中的这一组病毒对于预防下一个SARS样疾病非常必要。
以上研究来自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石正丽团队与福建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欧阳松应教授在预印本平台 bioRxiv 上发表的论文：Evolutionary arms race between virus and host drives genetic diversity in bat SARS related coronavirus spike genes。
中华菊头蝠是SARS病毒的宿主，其体内还携带多种SARS相关冠状病毒。这些病毒具有高度的遗传多样性，尤其是病毒的刺突蛋白基因。尽管有着不同程度的变异，一些蝙蝠SARS相关冠状病毒仍可以利用人类受体ACE2进入人体细胞。研究者推测，蝙蝠的ACE2受体和SARS相关冠状病毒刺突蛋白之间，有着相互作用，而这驱动了SARS相关冠状病毒的遗传多样性。
研究者鉴定出了一系列中华菊头蝠ACE2变异体，这些变异体中有一些与SARS-CoV刺突蛋白有相互作用的多态位点。携带不同刺突蛋白的伪病毒或SARS相关冠状病毒，在表达了蝙蝠ACE2变体的细胞中有着不同的瞬时感染效率。通过测定SARS病毒、SARS相关冠状病毒刺突蛋白与蝙蝠受体、人类受体分子之间的结合亲和力，能观察到相关的结果。
所有被测试的蝙蝠SARS相关冠状病毒刺突蛋白与人ACE2的结合亲和力，均高于其对蝙蝠ACE2的结合亲和力。不过SARS相关冠状病毒刺突蛋白与人ACE2的结合亲和力，比SARS-CoV刺突蛋白与人ACE的亲和力低10倍。
结构建模表明，刺突和ACE2之间的结合亲和力差异可能是由于这两个分子界面中某些关键残基的改变而引起。分子进化分析表明，这些残基处于强的正选择。
这些结果表明SARS新冠病毒刺突蛋白和蝙蝠ACE2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互相进化，并经历彼此的选择压力，从而触发了进化的“军备竞赛”动力学。这进一步证明了，中华菊头蝠是SARS相关冠状病毒的天然宿主。
冠状病毒是包膜病毒，包含单股正链RNA。该亚科有四个属，即α、β、γ和δ。α冠状病毒和β冠状病毒起源于蝙蝠或啮齿动物，而γ冠状病毒和δ冠状病毒起源于鸟类。自21世纪初以来，三种β型冠状病毒已引起人类严重肺炎暴发。分别是SARS-CoV，MERS-CoV和SARS-CoV-2。
SARS-CoV-2引发的疫情使人们回想起17年前发生的SARS疫情。SARS是一种人畜共患病，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科学家从中国和欧洲不同地区的蝙蝠中检测或分离出了具有不同遗传特征的75种SARS相关冠状病毒(SARSr-CoV)。
蝙蝠SARS相关冠状病毒与人类和果子狸的SARS-CoVs有96%的核苷酸序列相似度，其中可变区最多的是刺突蛋白(S)和辅助蛋白ORF3和ORF8。此外，研究者已经确定了不同蝙蝠SARS相关冠状病毒基因组中能找到SARS-CoV的所有基因构建基块，这表明SARS病毒的祖先是通过蝙蝠SARS相关冠状病毒基因组的重组而来，其起源于蝙蝠。
病毒感染的第一步是识别细胞受体，这也是必不可少的步骤。冠状病毒的进入是由病毒刺突蛋白(Spike，S)和细胞表面受体之间的特异性相互作用介导，然后病毒与宿主膜之间发生融合。冠状病毒刺突蛋白在功能上分为两个亚基：细胞附着亚基(S1)和膜融合亚基(S2)。 S1区域包含N端结构域(NTD)和C端结构域(CTD);两者均可用于冠状病毒受体结合(RBD)。
对于SARS-CoV，其S1-CTD作为RBD与细胞的受体即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CE2)结合。冷冻电镜和晶体结构分析，确定了SARS病毒的S-RBD与人ACE2之间界面中的一些关键残基。
根据S蛋白的大小，蝙蝠SARS相关冠状病毒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进化枝。进化枝1包含病毒具有与SARS病毒大小相同的刺突蛋白。而由于5、12或13个氨基酸缺失，属于进化枝2的病毒其刺突蛋白则比SARS病毒的小。
尽管RBD有所不同，所有进化枝1毒株都可以使用ACE2进入细胞，而进化枝2毒株则由于上述缺失无法直接进入。这些结果表明，就基因组相似性和ACE2的使用而言，进化枝1的成员很可能是SARS病毒的直接来源。
ACE2在功能上分为两个结构域：N末端结构域参与SARS-CoV结合，C末端结构域参与心功能的调节。先前的结果表明，不同来源的ACE2的C末端结构域相对保守，而N末端结构域在物种间显示出更多的多样性。此前已证明SARS病毒可以利用水鼠耳蝠的ACE2和中华菊头蝠的ACE2。RBD结合位点中的微小突变，可将ACE2从对SARS-CoV结合不易感转变为易感。由于属于进化枝1的所有SARS相关冠状病毒都可从中华菊头蝠体内提取出来，而且也都可以利用ACE2，因此研究者提出问题：中华菊头蝠ACE2中的变异是否可能有导致了蝙蝠SARS相关冠状病毒的多样性。
研究团队研究了中华菊头蝠ACE2基因的多态性，并通过分子进化分析，蛋白质亲和力测定和病毒感染测定相结合，评估了它们对不同蝙蝠SARS相关冠状病毒刺突蛋白的敏感性和结合亲和力。
结果表明，SARS相关冠状病毒的刺突蛋白多样性可能会受到中华菊头蝠ACE2变体的自然选择压力; 在长期共存期间，SARSr-CoV刺突蛋白可能会被中华菊头蝠的ACE2选择，以维持自身遗传多样性并适合中华菊头蝠的种群。
ACE2基因在中华菊头蝠种群中表现出高度多态性
根据蝙蝠SARS相关冠状病毒的流行情况以及样品组织的可用性和质量，研究者使用来自三个省(湖北，广东和云南)的样品进行ACE2扩增。
除了团队先前测序过的蝙蝠ACE2(分别从湖北，广西和云南收集的样本ID 832、411和3357)和其他蝙蝠ACE2(GenBank登记号ACT66275，这是从香港收集的样本)外，研究者从21只中华菊头蝠蝠个体中获得了ACE2基因序列：湖北有5个，广东有9个，云南有7个。这些蝙蝠ACE2序列在其物种内显示98-100%的氨基酸同一性，与人ACE2的显示80-81%的氨基酸同一性。
这些蝙蝠ACE2在N端区域观察到了主要变化，包括一些先前已确定与SARS病毒的 S-RBD接触的残基。根据非同义SNP分析鉴定出8个残基，包括24、27、31、34、35、38.41和42。这8个残基的组合产生了8个等位基因，包括RIESEDYK，LIEFENYQ，RTESENYQ，RIKSEDYQ，QIKSEDYQ， RMTSEDYQ，EMKT KDHQ和EIKT EIKTKDHQ，分别命名为等位基因1-8。
除了先前研究(等位基因4、7和8)中的ACE2基因型数据外，研究者在中华菊头蝠种群中还鉴定出5个新的等位基因。“等位基因2”在两个省的样本中有发现，“等位基因4”在3个省中有发现，而其他等位基因似乎在地理上受到限制。总之，在广东发现了3个等位基因(4、6和8)，云南发现了4个等位基因(1、2、4和7)，在湖北发现了3个等位基因(2、4和5)，在广西和香港分别找到了1个等位基因。在发现SARS病毒直接祖先的云南一蝙蝠洞中，研究者发现了4个等位基因共存。
综上所述，这些数据表明ACE2变异体已经在不同地区的中华菊头蝠种群中长期存在。与SARS病毒的S-RBD直接接触的位点的取代，表明它们在SARS病毒的进化和传播过程中可能具有重要功能。
中华菊头蝠ACE2变体对SARS相关冠状病毒感染表现出的不同敏感性
为了评估不同的中华菊头蝠ACE2分子是否会影响SARS病毒和蝙蝠SARS相关冠状病毒的进入，研究者在HeLa细胞中瞬时表达了中华菊头蝠的ACE2的变体，并测试了携带不同刺突蛋白的SARS病毒伪型或蝙蝠SARS相关冠状病毒的进入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