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公司的老板，即使酷狗不给他结钱，他还是要给作词人、编曲人、混音师、录音师等老师付钱。而他的母亲，却正在北京一家医院进行第三期化疗。
赵明所在公司为酷狗主播子慧制作的一首《淡伤》，曾在2018年9月14日就上线发行。但八个月过去了，至今没收到尾款。
周韬回忆，5月25日，他收到了一则新增费用结算的通知。通知中称，要求音乐制作商家提供详细的歌曲制作费用明细，并附上了一份《歌曲制作参考标准》的Excel表格。
在这份Excel表格中，把作词、作曲、编曲、乐器等分工按照“头部歌手”“流量艺人”“新人”等方式进行了划分，这让包括周韬在内的音乐制作商很生气。
“标准相当不合理，比如国家爱乐乐团录制弦乐，只有五千元的标准，这个稍微关注点的人都知道，爱乐乐团啊，五千?这是明白着欺负商家，恶意压价。”包括周韬在内的大部分商家，都拒绝了这份“自我评级”。
于是，事态演变到了文章最开始的那一幕。参与谈判的代表之一姗姗向记者透露，他们在5月28日与酷狗方正面谈判了三个小时，给出的结果还是等。
“等他们答复吧。”姗姗无奈地说。
记者也针对此事试图联系酷狗音乐方面，暂时还没有获得官方回应。
提到音乐人，很多人都认为那是一批很浪漫的人。他们可以在海边谈着吉他，唱着歌，大谈情怀与理想。但当现实给了他们当头一棒后，比起依靠资本支撑起来的商业平台，他们又成了那批弱势的人。
维权这件事，在很多音乐人眼中，总像是个悖论。
2016年，著名音乐人小柯的《因为爱情》也曾遭遇过音乐版权侵权事件。虽然提出了诉讼，但小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此类诉讼一般只是为了讨个说法，打官司的时间成本和律师成本都很高，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
如果忍气吞声不维权，音乐制作方又要蒙受巨大的损失。即使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也不见得有成果。
知乎作者、娱乐文化产业律师赵智功曾在知乎上分享过一张图，并详细解释了音乐人应如何维权自救。
文中的几项重点在于固定证据、找对目标以及明确要求。
赵智功认为，音乐人应注意保存截图、录像等即时证据，以防侵权者随时销毁证据。
在酷狗事件中，律师张丽提到，双方既已事先签订合同，对方无约定或法律规定的事由单方终止合同，构成违约，其次，尽管提前发通知告知，但是提前关闭通道，没有履行合理的告知义务，是有存在一定的欺骗行为的。
那么，维权方应注意保留所有上述环节的关键性文件、证据，最好可以提供相关录音录像。
其次，赵智功认为维权应找对目标，即事件真正的运营主体公司。在酷狗事件中，据周韬介绍，第一次维权前商城相关事宜对接方为齐鼓文化，而第一次维权后，商城对接事宜转移到了酷狗繁星。
天眼查数据显示，广州齐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是企业形象策划服务、演出经济代理服务等。而其股东之一，便是广州酷狗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也是酷狗繁星在线演艺平台的所属公司。
所以，针对不同阶段的事件发酵，维权方也应对侵权事实的主体进行分辨，以防“灰色地带”的出现。
最后一步是明确要求。赵智功提到了赔礼道歉和经济赔偿的区别，即经济赔偿一定要具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