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朱剑担任南京大学学报执行主编时，南大学报已加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数据库。1999年知网推出后，需要重新签署入编协议，“我认为知网的格式化协议既不公平，也有法律风险，故一直拒签，直到知网同意谈判”。所以，南大学报与知网的协议最终经过了逐条修改。而据他了解，大多期刊都没有经过谈判，就直接在知网拟定的格式化协议上签字盖章。“期刊在事实上是消极或被动的。”他一直主张期刊应该联合起来与知网谈判，从1998年开始，他就在各种场合建议全国高校学报研究会重视版权问题，出面与期刊数据库谈判，但呼吁了20多年都没得到回应，他也无可奈何。
朱剑回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绝大多数媒体还没有开始数字转型的时候，学术期刊就开始了数字化。然而，“最早接触的成了交权最彻底的，学术期刊从数字化起步时就把数字化出版和传播完全交给了第三方——光盘版电子杂志社这样的市场化公司。在各色各类传媒中，还没有哪一个像这样主动放弃数字版权，完全听任第三方经营的。”朱剑说。
就这样，学术期刊失去了数字化转型的主动权。知网将所有期刊全部拆解为单篇文献，统一打包销售。朱剑认为，一定程度上，期刊在学术传播中的印迹被抹去，知网似乎成了学术传播中唯一的“大刊”。
2021年，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强调要努力打造一批世界一流、代表国家学术水平的知名期刊。朱剑觉得目前期刊面临的问题严峻。“我们拿什么来与国际学术期刊出版大鳄比拼，是靠仍在以纸本出版为中心、大量同构却又是单枪匹马的学术期刊，还是靠信息杂陈、硕大无朋却没有边界、没有独立信息源的知网?”“期刊连形象都没有，如何称得上世界一流，如何参与国际竞争，如何为中国赢得学术话语权?”
涨价与被动的图书馆
在这个由知网参与的学术链条下游，以高校图书馆为代表的购买方也积怨已久。
程焕文是教育部中国高等学校文献资源保障体系(CALIS)专家组成员、教育部中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专家组成员、前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21世纪初，他就注意到中国知网在市场上一家独大、不断涨价的问题。当时他给中国知网方面写信，信里主要在说：“数据商和高校是共生关系，不能杀鸡取卵。”可十几年过去，价格还是越涨越高。
作为教育部高校图工委副主任委员，2016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停用中国知网数据库以抵制涨价时，他私下曾“请他们坚持”，“必要时可以跟他们说，北大这一家要是那样受欺负的话，我们全国高校全部停购知网。”
后来北大和知网和解，他对他们最后达成的协议内容不得而知。但近几年，他觉得中国知网“口气越来越硬”。2021年12月，他和广东省几十家高校图书馆界一起和知网谈判。知网给出的条件是涨价12%，而其他数据库给出的幅度是3-5%。据他回忆，知网方面态度是“一分钱都不降，就按公司统一的规定”。“大家说好歹降个0.1%，也不行。那么多人谈判也谈不过，个个都要生气，没什么办法，大家都僵着。”
程焕文的焦虑也来自于紧张的图书馆经费。他说，2019年，中国图书馆经费水平达到了高峰，此后受新冠肺炎疫情和缩减公共开支的影响，公共图书馆预算每年都在减少。再加上通货膨胀，图书馆整体的购买力大大缩水。缩减的经费和高涨的价格，意味着图书馆只能买越来越少的资源。
“图书馆的钱就那么多，不考虑图书馆的现实，结果最终是图书馆买不起，对于数据商有什么好处?”“我们要建设什么教育强国、文化强国，结果在知识资源上，给大家造成这么大的困惑，(数据库商)你不是太狼了吗?”程焕文说。
在程焕文眼里，数据库的定价机制极不透明，比如知网曾模仿国外数据库，把部分期刊从总库抽出来单独售卖。“把150多种医学期刊单独卖5万元，而总库一分钱没有降。没有人告诉我这个数据库是按什么定价，就是稀里糊涂的，一出手就要那么多钱，然后涨价，也讲不出原因来。就像狼和羊，就是它要宰你。”程焕文在各种会议上常碰见数据商代表，他会说，“我们是你们的衣食父母。这应该是一个共同体，利益要平衡。”
这么“狼”的数据库不止一家。2013年，程焕文参加全国高校图工委委员会议，大家讲到资源建设，都说“这帮供货商非常难打交道，谈都谈不下去，面临着种种困难”。他们“对数据商的定价策略、销售策略和涨价行为极其愤怒，一致认为图书馆界必须发出强烈的声音”。在2014年1月3日，程焕文发表了一篇博文《十问数据商》，后来被图书馆界称为“程焕文之问”，引发了一场图书馆与数据库关系的学术讨论。
一名图书馆学研究者参与了那场讨论。他告诉记者，近些年图书馆发展中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外部利益相关方的崛起。他说，外部利益相关方和图书馆是合作共生的关系，但当外部利益相关方的力量过于强大、对图书馆核心业务的渗透过强，图书馆本身的话语权和专业性就会遭遇愈加严峻的挑战，他说。“当外部力量话语权这么强的时候，就不是它适应你的需求，而是你要跟着它走另外一个方向。”
而这种弱势不止存在于图书馆和知网的关系中，还存在于图书馆和国外大型数据库的关系中。
2008和2010年中国高校图书馆发起的两次对国外数据库涨价的抵制均以失败告终。据程焕文回忆，国际数据商的态度强硬，说“可以放弃中国市场”。但失去国际顶尖学术资源，是中国学术界无法承受的打击。“你把它停掉了之后，咱们就像断了粮一样。”于是“只能叫回来继续谈”，最后他们和国际出版巨头爱思唯尔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原本定于2020年将价格提高到全球水平，现在延迟到2035年。
程焕文觉得，这本质上是保存知识的权力从公共机构向商业机构转移。海量的公共知识掌握在商业机构手里，存在着长期的巨大风险。“没有一家公司能永远存在”，他不知道如果数据商“死了”，这些数据是否还能安全完整地被保存下来。
学术共同体近百年来的约定
面对网络上对中国知网“不公平”商业模式的激烈声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傅蔚冈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对记者解释，学术作品和文艺作品不同，其本身难以营利，最大的价值是传播出去。而学者虽然不从作品本身获利，却能通过扩大传播，获得更大学术声望，从而获取更多奖金、演讲费等。因此，他认为，学术传播无法严格用版权法规范。“科研领域的事，要尊重行业惯例，学术共同体近百年来的约定，必有其合理之处。”
这一商业模式确实已经延续了近百年。程焕文评价，中国知网的商业模式，其实与全球学术出版巨头的模式没有本质不同。
2017年，英国《卫报》梳理了这“一本万利”商业模式的前世今生。文章称，“纵观人类历史，很难找到像学术出版一样匪夷所思的行业：无数科研人员为之免费供稿、审稿，却还要花钱看论文;来自政府资助的科研经费没有让科研人员成为高收入群体，却给出版商带来胜过苹果、谷歌的收益率;订阅费用压得预算喘不过气，高校却不敢不买。”
这一商业模式在上世纪由出版商迈克斯韦尔开创，利用了科学家对金钱不敏感、不以学术作品营利的特点，把学术出版变成一门好生意。迈克斯韦尔自己曾言：“(我们就是)一台永动印钞机。”
这就是这一“惯例”最大的漏洞——出版商成为最大获益者，纳税人被迫承担了双重负担，却没有获得便捷接近知识成果的权利。政府资助科学研究、图书馆购入数据库，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
学者面临着“从来如此，便对吗?”的拷问。2011年Reddit的联合创始人之一艾伦·斯沃茨入侵Jstor论文数据库，希望获取论文并免费公开。后来他遭到刑事指控，面临百万美元罚款和最高35年徒刑。2013年，年仅26岁的斯沃茨拒绝认罪，选择自杀。人们称，这位天才“用生命捍卫了互联网的开放和自由”。他曾在2008年写下一篇宣言，其中有一句话是，“信息就是能源。但就像其他能源，有些人想据为己有。”
推动学术成果开放获取的声音此起彼伏。开放获取(OA)是国际学术界、出版界、图书情报界为了推动科研成果利用互联网自由传播而采取的行动。这一模式下，作者承担出版费用，作品向公众免费公开。
2016年，中山大学一名图书馆研究者访谈了几家数据库商，提到“开放获取运动”时，数据库商说，这只能作为一种尝试，不足与整个市场相抗衡。然而5年过去，他从学生变成了学者，他看到OA运动越来越激烈，是一个浪潮，一个方向。
2019年，因涨价过高，加州大学停止订阅爱思唯尔数据库，2021年3月，经过长达20个月的博弈，爱思唯尔和加州大学重新达成合作。加州大学胜利了，不光使订阅价格下降，还推动其发表在爱思唯尔旗下2500多种期刊上的论文100%免费向读者开放。
加州大学谈判团队的联合主席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意味着加州大学三分之一的学术产出都会以OA形式发表。此外，加州大学还有5个正在谈判的协议，如果在接下来2-3年中这些谈判均能成功，校方四分之三的论文都将免费向公众开放。
不得不变
2018年，爱思唯尔全球期刊出版总裁飞利浦·特赫根接受采访时曾说，“中国对于订阅出版的内容需求量很大。我们暂时还没有看到政府表达出对于迅速推动金色开放获取出版模式的愿望，至少没有看到相关政策出台。”订阅出版指的就是上述学术出版百年来的模式。而金色开放获取，指作者支付文章处理费之后，文章免费向所有人开放。
2017年10月24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作为中国首家机构，签署了大规模实现期刊论文开放获取的OA2020倡议意向书(ExpressionofInterestforOA2020Initiative)。
2020年5月25日，国际出版巨头爱思唯尔与荷兰达成全球首个国家级全新合作伙伴关系。比起荷兰等国的情况，我国尚未从国家层面明确开放获取的方向。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馆长张晓林在《中国创新战略与政策研究2019》中提出，国家层面应明确支持科研论文开放获取。例如，“所有接受公共科研资助年度经费超过500万元的机构，应制定公共资助项目科研论文的开放获取政策，督促本机构科研人员，尤其是在国际学术组织和国际学术期刊中任职的科学家积极支持科研论文开放获取，督促本机构图书馆推动本机构通讯作者论文立即全面开放获取。”
但有人对开放获取持观望态度，有人认为这可能会变相加重科研机构负担。爱思唯尔全球期刊出版总裁特赫根在2018年说：实现开放获取有点像解决碳排放问题，非常复杂，需要多方共同投入，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可能期待任何一个机构、国家或者是企业能够在明天就解决这个问题。
但爱思唯尔正在前进。按照其官方说法，截止到2020年10月，爱思唯尔出版了近500种完全开放获取期刊，并且将继续加快新刊发布速度。在爱思唯尔出版的期刊中，超过90%的期刊提供发表金色开放获取的选项。
正如中国知网在创设之初，就以“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为定位。爱思唯尔也有美好的初心。在他们通行了百年的出版标识上。一个老人站在高大的榆树旁，葡萄藤缠绕在树上，郁郁葱葱，老人伸手摘葡萄。在爱思唯尔官方的解释中，老人象征科研工作者，大树象征人类已经获得的知识，而葡萄藤则是科学知识与科研人员之间的联系。他们希望，爱思唯尔就是那根葡萄藤。画面左侧，两个拉丁文单词传达着对科研工作者的祝福：“永不孤独”。
旧的网一旦打破，新的网需要建立。一个能兼顾版权与传播的学术论文出版的商业模式，全世界都尚在探索。在朱剑看来，赵德馨教授诉知网案后，知网模式到了不得不变的时候。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21年12月23日在回复网友留言时表示，将对中国知网是否涉嫌垄断问题予以核实研究。不少科研人员担心，对知网进行的反垄断调查，会让这个“大而全”的一站式搜索数据库被拆分。“中国学术传播会倒退回20多年前。”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反垄断法研究者袁野解释，数据库本身的规模不是原罪，反垄断并不意味着要消灭“大而全”的数据库。“反垄断法反的不是这种结构垄断，反的是其行为造成了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
但是，由于中国知网事实上已具备基础设施的性质，这对我国反垄断领域的行政执法能力是巨大考验。袁野说，“还是要审慎考量，会不会对它的限制，反而影响到了学术数据库的发展。”
尽管中国知网与爱思唯尔等国际出版商经营模式有所不同，但数据库垄断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由于法律制度和反垄断执法理念不同，目前全球尚未有对数据库进行反垄断调查的先例。“不太可能找一个同类的，但是基础理论上可以找到一些经验，如果说最后根据调查的证据，出台了一个相关的行政处罚决定，可能是首例。”袁野说。
对知网价格问题的抱怨已经持续了至少5年，袁野猜想，反垄断执法机构没有进行调查，就是考虑到要进行更审慎的考量。我国反垄断法颁布于2008年，还比较年轻。“行政执法机构自己也在进行不断的摸索。”而袁野在最近公布的一些反垄断领域行政处罚决定书上，已经看到执法部门用到了一些学理上的先进概念，“对这一块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已经具备了能力和相关知识储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