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坚持每年将10%以上的销售收入投入研发，近十年累计投入的研发费用超过人民币 3940亿元。2017年，华为从事研究与开发的人员约8万名，占公司总人数的45% ，研发费用支出为896亿元，约占全年收入的14.9%。
任正非曾在一次采访中将华为定位为一家“全球企业”，因为“超过70%的员工来自当地”。截至2017年年底，华为员工约18万名，员工国籍超过160个。
朱恒源认为，企业的全球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仅提供产品;二是在海外建立公司，由企业本国的管理者去管理;三是当地人管理当地人。世界上知名的跨国企业都经过了“管理者的天花板”，但现在很多企业都已经由当地人管理，甚至已经接受外国人进入企业的核心管理层。在这一点上，华为尽管还停留在第二层次，但“已经是全球化程度相当高的中国企业”。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前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吴晓波对“全球公司”则有另一番解读。他表示，全球公司是近年来崛起的一种新公司形式，它在DMS，即研发设计-制造-服务三大价值创造环节上实现更完全的全球经营，即全球研发、全球制造、全球服务，其员工及各战略资源和市场上也实现了高度的全球化。
“华为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崛起的‘全球公司’。它与西方原来意义上的基于本国的核心资源，尤其是技术资源，在世界各地开展经营的‘跨国公司(MNC)’不同。”吴晓波向记者介绍。
吴晓波曾访问过在埃及、英国、加纳等各地的华为公司，为其严格的、制度化的合规管理所折服。“跨越传统的国界和超越自我中心的全球运营是全球公司最大的特色，因而合规是其管理运营的核心——不仅遵循本国的法律法规，更应符合各国际组织的各种规范。”在他看来，华为是中国最早实行“合规经营”的公司之一，在全球各地与当地的法律法规制度有着严密的遵从体系和制度化的管理。
然而，就这样一个遵从当地法规、为当地创造大量就业的中国企业，目前正面临着被以美国为首的多个国家“围剿”的命运。
全球化进程中的成人礼
尽管很早就开始在美国设立研究中心和分支机构，但华为一直没能真正进入美国市场。即便如此，华为一直谨守美国法律，特别是2007年，孟晚舟主导与美国IBM公司合作，开始长达八年的华为IFS(集成财经服务)变革，构建了数据系统，并在资源配置、运营效率、流程优化和内控建设等方面建立规则，使华为开启了精细化管理之路。
这套源自美国的管理流程和制度，使得华为在全球化视野上更具有西方的管理思维，一直以来都将合规、安全作为管理红线。
今年4月，华为本欲凭借mate10系列手机进入美国市场，却因“中兴事件”不得不暂时搁置。
4月16日晚，美国商务部以中兴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规定、把自己的产品销售给伊朗为由宣布对中兴的禁令。美方发布公告称，“美国政府在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
而据《华尔街日报》今年4月的报道，美国当时也在调查华为是否因“技术紧张局势升级而违反对伊朗的制裁”，却一直没有发布确凿的证据。对此，华为回应称，“我们希望美国不要采取可能进一步损害投资者对美国商业环境的信心，损害其国内经济以及正常、公开、透明和双赢的国际关系的行动。”
业内人士分析，美国制裁中兴，背后折射的是中国集成电路行业的问题。中国有着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但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的主流产品仍然集中在中低端，基础能力上的欠缺，强烈依赖第三方的先进IP核、先进工艺和外包设计服务，最终行业将受制于人。
借由“中兴事件”，美国运营商拒绝了与华为的合作，甚至宣称华为手机存在“安全”问题。
5个月后，即今年9月，华为子公司海思半导有限公司推出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手机芯片麒麟980，主要用于华为手机。这一只给“自家用”的麒麟芯片一经发布，便引起强烈关注。此前，华为的手机芯片供应商主要是美国的高通和中国台湾的联发科。
尽管华为高层在多个场合强调，荣耀手机采用多芯片策略，即使华为有能力持续开发芯片，也并没有完全自产自用。在上个月公布的2018年度核心供应商名单中，来自美国的企业有33家，在芯片供应商中，高通和联发科依然在列。
在朱恒源看来，在集成电路(IC)领域，长久以来，以美国为主导，建立了一套基于集成芯片技术本身形成的商业制度体系，对这套知识产权设计和封装，通过专利费的形式分享收益，从欧洲到东亚，甚至是中国台湾，这套规则都受到完全的遵从，已经形成一套利益平衡机制。
而华为显然是打破了这种多年来被发达国家公司维护的利益平衡。但朱恒源认为这是技术进步的必然，“技术进步需要冲突，一套贸易结构的改变，需要经历风雨的历程，任何一个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创新在全球崛起时，都要经历这样一个成人礼。”朱恒源表示，这是一个颠覆式创新的过程。
从目前的信息来看，华为动的奶酪不光是IC领域，更是未来有着巨大发展空间的5G。随着5G时代的到来，各国展开激烈的竞争，其中中国和美国的竞争最为激烈。
今年5月，在3GPP主办的5G标准投票会议上，全球通讯企业对于未来5G使用的技术进行投票，其中分为长码、短码、控制码三个环节。竞争者主要是华为的Polar短码技术和高通的LDPC长码技术。
最终，华为以一票之差出局，这就意味着，中国企业依旧需要付给高通大量的专利费。但经此一役，华为在未来的5G时代，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目前，华为已与二十多个国家的企业签署了5G商用合约。
这正是美国所担忧的。此前，美国提出禁止华为产品在五眼情报联盟之间使用，特别是五眼情报共享网络。作为五眼情报联盟成员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已经禁止华为进入其5G网络。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很早就和华为开展合作的英国，以及和华为一直合作良好的加拿大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在此节骨眼上，美国以华为使用非官方子公司SkyCom来促进与伊朗的交易，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措施为由，要求加拿大拘押并引渡孟晚舟，更是将这一冲突充分暴露出来。
“这是各国在全球化竞争中，为保护各自既得利益，力图维护对本国公司利益而实施的各种法律行为。”吴晓波认为，由于新生的“全球公司”活动范围之广、之深，超越了传统经济立法，加上各自的立场和理解差异，导致了法律法规及其执行上一定程度的矛盾和冲突。
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王江雨认为，孟晚舟事件让华为顿时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给其他国家坐实了华为在安全上有问题的印象，美国的盟友们在和华为打交道上会很谨慎，想尽办法去避免使用华为的技术和产品。而不一定听从美国意见的国家，在和华为打交道时也会很谨慎，认为华为是个“危险的企业”。
对于华为而言，虽然声誉和市场都会受到较大损失，一方面要通过正当的法律手段去应对，另一方面，也要展现出企业的独立性。“中国政府在任何时候都应该保护自己的国民，企业也是国民，但华为和政府是两个个体，双方不必配合，要展现出各自的角色。”王江雨对记者表示。
朱恒源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华为的几个声明都非常克制，这也是华为令人敬佩的地方。
但朱恒源并不认为华为会因此受到很大影响，“某些国家以侵犯国家安全为由，劝说或禁止别国使用华为的产品，这是政治决策，但从长远来看，政治的权力不可能深入到所有领域，最后扼杀商业的机会。”
在朱恒源看来，如果中国企业要推全球化，就要相信互惠互利的商业决策是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全球化退潮的时候，中国和中国企业要扛起合作、共赢的全球化旗帜，而不是保护主义的旗帜。
吴晓波并不同意华为受到“阻击”“围剿”的说法，他认为这是“逆全球化”的一部分。在他看来，某些西方国家出于其某些方面的共同利益而对中国企业的采取竞争手段上的“逆全球化”措施，是违背了它们在长期的优势期中所一直标榜的“自由竞争”原则，不利于全球利益的最大化。
“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西方政客出于各种自私利益考量，而将本国法律置于国际法之上，以种种‘莫须有’的猜测和臆断，实行‘泛政治化’倾向。”吴晓波担忧地说，它将极大地破坏文明世界所信奉的、基于“公平竞争”基础上达到“来自竞争的繁荣”的市场机制。
“相信华为坚持合规经营的做法不会变，也相信中国政府会依法做好对此事件的理性处置，更相信全球文明体系的理性力量。”吴晓波表示，在新一轮产业革命崛起的“范式转变期”，更需要各国政治家们理性沟通，站在时代的新起点上，站在人类命运共同利益之上，携手共进，走出逆全球化的混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