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人员的初衷
“如果一项科技产品生产出来，中国14亿人都要用吗?那生产电脑的人是不是反人类?现在我们已经能达到低成本的去普及技术，还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就怀疑是别有用心。电脑发明出来到今天，中国有多少人能使用?那是否说明电脑产品是搞全民歧视?这不是很滑稽的问题吗?”
面对科技产品是否有隐形门槛的提问，凌空集团创始人、二维码扫一扫全球专利发明人徐蔚立刻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徐蔚认为，电脑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沟壑，扫一扫技术已是在试图更快的拉平世界、带来更多便利。“有时候我们不能吹毛求疵，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
2011年，徐蔚提交扫一扫专利申请(包括一维码、二维码、多维码等的扫一扫)。此后，在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拥有扫一扫的专利权。当下，任何使用扫一扫技术的App都需向徐蔚支付专利费用。
在徐蔚眼里，此次健康宝扫码尤其是苏州文明码的推出，正好贯彻了自己在2012年提出的关于“扫一扫”应用场景的理念。
徐蔚解释称，“扫一扫”的前身是数字人理念。数字人即人的数字化行为，如果一个人没有智能手机，那么他的数字化行为就很少，但是不影响他具备数字化(只需要配一个智能手机)。通过扫一扫，能将人的行为、位置等信息转换成数字信息并传递。“比如通过扫健康码，我们就能将人物、时间、地点等转换成数字信息叠加到原来的码上面并生成一个新的码。”
9月3日，苏州市推出“苏州文明码”，徐蔚表示，苏州的文明码实际上更符合自己的数字人理念。“文明码将个人倒垃圾、闯红灯、做公益等行为都转换成数字信息，可以通过对数字信息的管理从而实现对人的行为进行管理。数字人理念也是这样，人的每个行为都可以生成一个码(如根据一个人的健康状态生成一个健康码)，但人的行为有很多种，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统一的发码中心，将人的各种行为统一为一种码，此时每个人都能有一个人品指数，发码中心可以根据个人的所有行为来对人品指数进行加减分。
只是，在苏州文明码推行5天后，即被标注“测试结束”，宣告了文明码的下线。
不只是对文明码的质疑，疫情期间，多位老人因没有智能手机扫健康码导致出行受限的新闻，给扫一扫这项技术带来了更多的非议。
徐蔚曾在日本生活多年，他表示，作为专利发明者，扫一扫技术的初衷是让全世界的人更好的去使用这项技术，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向前进步。扫一扫技术的广泛使用，让我们出门只需要带手机就可以。“其实，因为二维码技术在日本推进慢，已经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只是他们还没有像我们一样体会到扫码支付的便利性。如果是你，你愿意回到需要带钱包、银行卡出门的时代吗?”
对于如何去解决无法扫健康码导致出行受阻的问题，徐蔚认为这是政策层需要思考的问题。
徐蔚表示：“理论上，智能手机的普及不是问题，现在便宜的智能手机可能就几百块钱。申请微信以及绑定银行卡都可以让子女帮忙。扫一扫技术本身并没有门槛，是面向全民的。即然现在把扫健康码当作出行标准配置，那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如何让老年人得到并使用智能手机，这方面需要通过政策来做。”
科技产品的演变
相比于徐蔚专注技术本身，中关村科学城城市大脑股份有限公司的CEO李浩浩更习惯从产品体验去谈论一个科技产品。
李浩浩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在我看来，科技的两面性主要是因为科技产品没有发展到位。类似于我们公司的人脸识别产品，当把人脸识别面板设置到门禁上时，它就相当于一个独立的场景，在这个场景里面发生的一切问题，我们都得想办法去解决。”
3月1日，李浩浩带领着他的团队协助市委市政府，联合多方团队共同开发了健康宝。在他看来，健康宝的完善过程就是一个科技产品典型的完善过程。“健康宝的诞生与更新其实都是倒逼的”。
“比如健康宝的应用场景很关键——老人可能马上要进社区、上班族马上要进园区打卡，如果软件半小时不能用，那怎么办?所以软件不能出问题。可是软件又面临着大流量的同时访问，尤其在早上9点左右，上千万人迸发使用，这就是我们需要从技术上去解决的难题”，李浩浩表示。
直到现在，李浩浩还清晰的记得，疫情期间健康宝三次问题出现的时间。
除了终端用户体验的倒逼，还有政府需求与政策的驱动。
1月25日(大年初一)，李浩浩就接到政府防疫产品开发的任务，主要解决规模以上企业员工个人健康状况实时掌握的问题;1月27日，为应北京7000余个社区的居民信息精确掌控需要，公司开始开发疫情报送系统;2月13日，为应对外地返京的庞大人流信息掌控需要，公司的京心相助1.0上线;3月1号，健康宝上线。
李浩浩介绍，健康宝的诞生是因为当复工复产到了一定阶段，商场、餐饮等企业开始复工复产，老百姓(81.000,2.25,2.86%)去的地方更多，此时每个人需要有一个健康证明出示给不特定的地方，相当于自己的健康信用，健康宝应运而生。
回忆起健康宝刚开始推出时，李浩浩表示，当时主要是政府需求去驱动改变。“每天早上8点，政府和我们一起开会讨论增加哪些功能;中午12点，我们带着需求回到公司并讨论如何转换成具体可开发的功能，讨论结束后经常已是晚上8点;晚上8点，技术团队就开始熬夜开发;第二天凌晨6点，按照要求新版本上线。2个小时后，新的一轮更新讨论又开始了。我们技术团队70余人，经常连续一干就是48个小时，大家都熬的不行。”
此后，健康宝仍经历了三次大版本更替以及不计其数小版本更替。
“中后期主要是根据用户的反馈、政策的变化、政府的需求来进行三者结合完善。比如某地区风险等级改变后，健康宝需要实时更新相应的数据，从而实现该地区人群健康码颜色的改变;一些用户反馈个人照片无法更换，健康宝第二次版本更新便完善了此功能。”李浩浩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同众多科技产品一样，健康宝推出后，李浩浩还面临着企业是否会获取个人信息的质疑。
他表示，一直以来，健康宝上个人填写的信息数据均完全由政府掌握，企业相当于只架构了一个数据通道，对于最终的数据平台，政府有着最高等级权限，而企业是没有任何权限的。实际上疫情管控也是一种应对公共事件产生的一种公共管理，这种公共管理必然会产生一些个人信息的委托管理。就像办身份证，需把个人信息委托给公安局托管。
历经三次更新后，当下，健康宝仍面临着一些质疑。
李浩浩表示：“我也注意到部分人群因无法扫健康码而出行受阻的新闻，也一直在努力寻找解决的方案。当下，公司人脸识别的产品已经开发出来，社区可以利用门禁面板或者手持终端进行人脸识别，个人健康码信息和体温便会显示出来，这样就等同于一次健康码扫码。”
对于人脸识别产品的最新进展，李浩浩介绍，目前，北京市在政策上已允许人脸识别产品的应用，也在海淀区等一些地方开始试点。“未来，产品肯定要推广，因为这将极大的节省人力、物力成本。安装人脸识别产品成本不是特别高，一台价格在上万元。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每个社区出入口都有大量的人员值守，短时间内可行，但长期来看，安装产品的成本肯定比雇佣保安的成本更低。”
不止于此，李浩浩还在发力为老人提供其他健康码验证场景。
李浩浩向经济观察报介绍，现在公司开发的面板可以装多种模块，比如可识别nfc(识别公交卡、门禁卡、银行卡等)。下一步，老人甚至只需授权门禁卡识别就行(刷门禁卡将等同于扫健康宝)，机器通过识别出老人的门禁卡，即可显示老人的身份信息以及健康码。“这背后，是将科技手段应用于具体使用场景的创新，更是管理理念向服务理念转变的实践。期待科技能为百姓带来更多安全和便利，让生活更加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