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公司至暗时刻
记者：深创投几乎伴随着整个中国创投的发展，中间经历过哪些至暗时刻?
孙东升：1999年深创投成立时，就有消息称创业板要在深圳开设，事实上到2009年才开。在这期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原有的资本市场不能实现全流通，我们的被投企业即使上市，作为法人股东也不能套现，投资与退出无法实现循环。(我国证券市场在设立之初比较特殊，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中有很大一部分不能在交易所公开买卖，2005年进行了“股权分置”改革，股票才可以自由买卖。)
当时整个创投行业都在黑暗中摸索，很多投资机构夭折。中间深创投也做过股权投资，委托理财，把钱给券商做股票，一度亏得资不抵债，面临绝境。
记者：那时候你有没有后悔转行?
孙东升：我当时特别焦虑。但从长远的职业选择来看，我转行就是因为看好这个行业的发展前景。而且我是理工专业出身，能理解技术，做高科技投资本身就要懂技术。最后在短暂困难和行业大势间作出了清醒的判断和选择。
记者：后来深创投是怎样度过危机的?
孙东升：深创投在那个阶段选择了坚持，一方面处理遗留问题，一方面筹借资金投资，最后咬牙挺了过来。一直到股权分置改革这个重要节点，中国资本市场由一个封闭市场转变成全流通市场，创投行业的最大问题解决了。能够退出，能够通过企业上市回拢资金形成循环，不光产生利润，还可以继续投资。
开创政府引导基金新模式
挖掘本土优质企业
记者：深创投目前管理100多只政府引导基金，规模超过300亿人民币，这一模式有何独特之处?
孙东升：2007年深创投开创了政府引导基金模式，到目前为止管理了超过100只政府引导基金。深创投给各级政府灌输了这样一个理念：如果以政府补贴、资助的形式，把钱无偿给企业，不仅效果没人评估，还可能产生腐败，而如果把资金放到专业基金里，就能用市场化的手段实现政府的意图。
记者：跟政府合作会有一些限制条件吧?
孙东升：这就需要提前谈好规则，但有一点确实很难突破，就是一般地方政府都会要求投当地企业。在经济发达地区找投资标的没有问题，但有些地区难度就比较大。不过政府引导基金也有自己的优势，就是比如军工、文化产业等领域，外资投不了，政府引导基金的机会就比较多。
记者：与外资机构相比，深创投有哪些独家优势?
孙东升：比如对中国传统优势产业的理解比较深刻，深创投锻炼出了一批遍布全国的投资经理，接地气，懂本地企业，很多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项目别人不认为它们能上市，如最早做柴油机的潍柴动力，所以没抓住这一领域的投资机会，这也反过来成为了深创投的优势。至今我们已有142家上市公司，覆盖全球16个资本市场，从数量上远超外资机构。
错过腾讯迎来酷狗
估值提升约350倍
记者：会不会觉得自己错过了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浪潮?
孙东升：腾讯当时几次上门，但我们当时看不懂它的模式，确实错过了。但移动互联网没错过，我们投资了视频、直播、团购、共享等领域，投资的酷狗音乐很快就要上市了，估值提升约350倍，目前来看是回报率最高的一个项目。
记者：但顺丰在深圳起家，深创投错过了家门口的项目。
孙东升：我们会反思错过了一些好项目，比如快递行业，顺风就在深圳，三通一达也有在深圳的，我曾经让员工反思，快递行业为什么没人去接触，都说布局风口，这么大的风怎么都没吹到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