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金如土
李铭所在的城市有将近3万辆小黄车。大量的运维支出、用户端补贴和市场营销成本，让这座小城市每月的花销成为一笔惊人的数字。
在做城市经理之前，李铭并没有当过领导，也不知道怎么把控这一切。他提到，ofo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针对城市站的管理体系。
他看着别的城市怎么做，自己摸索着前进。“差不多就行。”
为了提高日活跃量，他常常找领导要新车，大多数情况下，连邮件都不用发，发个消息，车就发了下来。
李铭提到，公司并没有严格的资金审批制度。
“我是一个城市经理，我可以出差，只要是两万以下的费用，随便找两万发票就能报了，没人管我。”李铭说。
这些漏洞在考验人性。李铭提到，在公司里，很多人盯着这个漏洞赚钱。
“赔钱赚吆喝，这是为了完成上面的目标，为了数据好看。”
他表示，这种贪污腐败在去年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我认认真真招聘兼职，一个月兼职费用才报了八万多。我旁边一个城市，没招几个人，一个月兼职费用比我高出十多万，你说这个费用是从哪里多出来的?”
据他介绍，在内部，即使是有领导查出这个问题，也只是口头警告，真正上报到ofo总部严肃处理的很少。
“爱怎么花怎么花，爱买什么买什么。”李铭口中的城市站，像一个不缺钱的世外桃源。
去年5月，针对媒体报道ofo内部贪腐的情况，ofo曾经发表声明表示，对于贪腐，ofo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在2016年就成立了风控部进行反贪工作。
但除去贪污的部分，大量的钱烧在了哪里?
李铭给了记者一个答案——仓库和运输。
他提到，很多城市根本不愿意修旧车，而是一直批新的车投放。旧车无处安置，就租仓库。仓库的租金一个月一个月地滚动，造成了巨大的成本。
另外，ofo的自行车投放，有些城市站负责人嫌麻烦，直接外包给云鸟、德邦等物流供应商，他表示，比起自己运送，外包的成本多出30%-50%。
至于外界一直提到的运维成本，李铭提到，很难像外界那样去量化，因为并不是每辆车都真的得到了维护。
“一个公司越到基层越重要，但是运维根本谈不上精细化管理。”李铭说。
这个城市的运维有50多人，加上兼职的人，也顾不过来三万辆车。
他提到，运维的工作是巡检，看到有问题修理一下，而不是根据报修一辆辆处理。“没有派人去修理，没那么高级，报出来没人管的。”
关于车子的定位系统，他笑了笑，“和你们在页面上看到的差不多。后台并没有更智能。”
有些运维巡检，也不好好检查，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走个过场。认真的运维，则被车子的质量所累。据他介绍，最早期小黄车还是机械锁，很容易被撬开，轮胎的质量很一般，经常爆胎。
直到2017年底，ofo才给运维人员配备手机，进行数据监控。
他记得，离开之前，运营和运维的支出，每个月在二三十万左右。修不过来的车就存在仓库，仓库常常是爆仓状态。钱滚钱的模式之下，城市站入不敷出。他也直白地表示，光是每月二十多万的成本，就赚不回来。
关于ofo烧钱，内部几乎是默认的姿态。一位ofo老员工在接受《创业家》采访时提到，有一次开会，一个高管对着全国城市经理半开玩笑的说：“ofo现在不差钱，钱都花不出去，要你有什么用?”
这位员工还提到，2017年大扩张期间，ofo花2000万元冠名卫星，1000万元请鹿晗代言。这都令基层员工觉得是在胡闹。
那时候，铺车数量的不断上升，刺激着ofo的员工。
李铭提到了一个场景，像是“亩产万斤”的大跃进时期的现象：ofo推进月卡的时候，有人为了把月卡卖出去，左手把月卡递出去，右手也把钱递给了对方。相当于是免费送给用户。而这些钱，最后找个理由报销了就行。“赔钱赚吆喝，这是为了完成上面的目标，为了数据好看。”
站队
令李铭意外的是，后来滴滴高管的入局，贪污腐败的问题反倒有了一点改善。
2017年7月，滴滴派出三名高管进驻ofo，其中滴滴品质出行事业群总经理付强出任执行总裁，滴滴开放平台负责人南山担任市场负责人，滴滴财务总监Leslie Liu出任CFO。
这给了ofo内部不小的震动。李铭提到，听到这个消息时，一位刚刚升职的城市经理，因为感觉有些“心虚”，申请调回了原来的岗位。
但滴滴和ofo的僵局，之后阿里的入局，三者的博弈导致了新的管理问题——站队。
2017年4月，蚂蚁金服战略投资ofo。阿里系成为ofo股东席的座上宾。7月滴滴高管入驻，被外界解读为是为了加强对ofo的控制，11月，戴威就让滴滴的几位高管“强制休假”。
与滴滴陷入僵局，ofo后续的救命钱大部分来自于阿里系。阿里背景的员工也陆续出现在了ofo。
李铭提到，公司到后面管理很混乱，他在短短时间里，换了三个领导，每个领导的管理方式都不同，给他打的绩效相差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