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将人挤出车间
年轻一代不再青睐工厂，除了薪酬、个人就业意愿层面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制造业工厂智能化、自动化设备的日益完善，则从根本上削减了工厂对普通工人的用工需求。
在服装加工厂密集的广东省东莞市，自动化生产流水线几乎成了大型加工厂的厂房标配，即使是规模较小的加工厂也大多以自动化设备替代了人工的包装、切缝等流程化环节。
“现在我们的工厂生产线已基本实现全自动化，每年能省下20%左右的人力成本。”知名内衣品牌都市丽人集团人力资源副总裁潘纪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服装生产线上，裁剪、缝制、检测、物流、标准零部件装配等主要环节，基本都可以实现自动化，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2019年11月10日，江苏邮政快递物流中心内的AGV搬运机器人忙着分拣邮件。
潘纪刚坦言，添置自动化设备的动力，正是近年来不断上涨的人力成本。“一线工人的用工成本几乎以每年10%～45%的幅度在增长，加之一线工人流动性大，不稳定，培训时间、熟练度也会影响企业的人力成本。”
服装纺织业的自动化是制造业生产变革的一个缩影。在“代工大王”富士康集团，近十年营收总体上涨，全球员工总数却从高峰时期的120万人一路锐减至66万人。在汽车制造业，号称中国最先进制造业工厂的上海通用金桥工厂，由十几名技术员操控的386台机器人替代了从前的大批一线工人，每天能合作生产80台凯迪拉克汽车。
牛津经济研究院在2019年6月发布的报告《机器人如何改变世界》中指出，新安装一个机器人将会削减1.6个岗位，到2030年，全球制造业就业将因此减少2000万。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和制造业大国，面临的劳动力替代性压力可能更大。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屈小博在《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20》中提到，根据课题组对国内2000家企业的调研，新技术应用带来的制造业普通劳动力岗位的替代率为19.6%。
技术迭代下，外卖员成了国内制造业工人转行的主要选择之一，工人转行的外卖员成了行业主流。数据显示，在饿了么300万名骑手中，有15%的外卖骑手是工人转型，占比最高。美团外卖在疫情期间新增的100万外卖骑手中，有27.2%来自制造业企业，也占比最高。
面对此景，“玻璃大王”曹德旺曾炮轰：“当下年轻人宁愿去做物业保安，宁愿去送外卖，也不愿意去工厂了，这是目前国内制造业的困境，年轻人不能老是去送外卖!”
潘纪刚也发现，虽然普工的“用工荒”几乎不再，但对口高级技工依然稀缺，尤其是一些专业高级技师，市场薪资已经开到了万元以上，依然应者寥寥。
从事外卖近两年的33岁外卖员陈斌，曾是河北保定一家汽车工厂的喷漆工人。他不是科班出身，最早由师傅带入行，后来进了汽车厂，工作四年后，一个月工资从3500元涨到了5000元左右。
“工资涨得慢，钱不够用。”2018年7月，陈斌来北京当外卖员，每月到手收入一度维持在8000元～10000元之间，他很满意，“这相当于我们当地一家4S店高级汽修技师的收入了。”
持有国家一级证书的高级汽车机电维修技师曾是陈斌眼中的高薪工作。但由于理论知识、技能证书、工作经验的门槛，初中文化的陈斌并未选择这条路。今年复工以来，陈斌送外卖的收入再没有回到从前的高峰期。北京高昂的生活成本开始形成压力，陈斌萌生了一丝回乡的念头，“回去就是继续做工，但还是要学技术。身上有技术，才不愁吃饭。”
实际上，制造业普工易招、高级技工稀缺的局面存在已久。在劳动力市场上，求人倍率指的是在一个统计周期内，有效需求人数与有效求职人数之比。以制造业大省江苏为例，近年该省技能劳动者的求人倍率一直在1.5以上，高级技工的求人倍率甚至达到2以上的水平。这意味着，平均1位高级技工有2个以上岗位可挑选，远高于普通岗位约1的求人倍率。“如今高级技工紧缺现象已逐步从东部沿海扩散至中西部地区，从季节性演变为经常性，供需矛盾突出。”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孙文凯对此表示。
受疫情影响，今年劳动力市场需求下降明显。但高技能人才依然短缺。人社部发布的2020年第一季度相关数据显示，尽管受季节性因素和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影响，市场用人需求和求职人员数量同比收缩，但各技术等级或专业技术职称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均大于2.0。
在技术性失业浪潮后，未来的就业门槛将提高，知识型、技能型劳动力将成为主流。“2010年以前，只要是个劳动力就能找到工作。但今后不会了，传统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型岗位需求会越来越小。”屈小博直言，“今后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知识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和劳动密集型岗位的收入差距也会进一步拉大。”
尽管如此，不管企业如何为“技工荒”而头疼，社会各界如何呼吁重视职业技术教育，收入相对较高的技工，即使是高级技工，也依旧很难成为年轻人的优先职业选项。从一个基层劳动者的角度看，在大致相当的薪资区间下，相比能快速入行的快递外卖员，花费更高的培养成本、冒着更大风险去学习高级技工，则显得投入产出比更低。
虽然企业愿意在工资福利上向高级技工“多支付一些”，甚至愿意高价到劳动力市场上去挖人。“但企业招聘这样的高薪技工也是有前提条件的。”章铮指出，一言以蔽之，企业追求“灵活用工”，技工追求职业稳定。
由于高级技工所学技术通常是专用于某一行业、某一工种，技术层次越高，技术的专用性往往也越强。技工如果改行，他经多年学习和工作所掌握的技能会全部或大部分报废。因此，在决定是否学习某一门技术时，对口工作的待遇和稳定性就成了他们考虑的关键因素。以智能手机屏幕的打磨抛光工作为例。过去，手机屏幕玻璃的打磨抛光需要工人来做，这一技能需要至少三年的学习培养，才能达到高级技工水平。但随着智能终端的需求爆发，自动化手机屏幕玻璃精雕机开始在面板生产行业中普及，迅速替代了传统的人工打磨岗位。
章铮还对高级技工的培养成本进行过估算，结论是：即使上技校的学费由政府全额补贴，农民工要想把因上技校少挣的钱赚回来，技校毕业后至少需要从事本行工作8~10年。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技校招生数量在增加，但技校毕业生“毕业即改行”的数量也在增加。“漏桶打水，其后果就是技工始终不够用。”章铮说。
“实际上，机器对人的替代不意味着完全的岗位损失。”屈小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技术会替代一部分传统低技能工作岗位，也会创造出一批人机协作等新技术岗位。以格力集团在2018年的大规模转岗培训为例，对岗位被替代的工人进行再培训、上新岗，可以实现既不大规模裁员，又大幅提高生产效率。”
“如果企业一方面要求员工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另一方面花大力气对技工进行在职培训，并向技工提供长期稳定的本行工作岗位。工作稳定、收入不低，员工留不住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章铮直言，“但事实上，不是所有的制造业企业都能走上这条路。”
“整体上看，中国制造业的年轻劳动力就业确实在萎缩，新经济下的新兴服务业更受年轻人的青睐。”孙文凯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方面是收入差距正在拉大，另一方面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人更重视工作性价比、岗位尊重、工作环境等因素，工厂要想留住年轻人，需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提升。”
